王健，汪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价值旨趣
王健，汪娇
（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价值旨趣。领悟这三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必将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增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实践基础；
理论渊源；
价值旨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研究课题。现有研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内在逻辑、主要内容、原创性贡献等论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整体性角度考察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等不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互动中完成自身的建构的，因此，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互相演化视角下，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及其价值旨趣进行整体性探讨，揭示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强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思想定力、信念伟力、前进动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土壤中萌发、孕育、成长、应用、检验、升华，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阔步前行。实践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质属性，实践基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根本前提。自1974年以来，在数十年领导实践中，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并亲自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不同地域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
（一）在改变农村生活条件和发展文化旅游业中萌发绿色发展理念
1974年1月，当时担任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大队）村支书的习近平读到《人民日报》一篇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后，立刻想到要将沼气引入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黄土高原[1]98。在习近平的努力以及延川县委的推动下，梁家河很快成为沼气试办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陕北的第一座沼气池。经过一段时间建设，70%以上的梁家河村民用上了沼气，告别了煤油灯照明、烧火做饭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保护了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现在，经过不断更新技术，沼气池仍在使用。习近平能够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意识到沼气在资源循环利用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体现了他的生态忧患意识和超前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实践经验。
1983年下半年，习近平出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首次主政一地[1]125。在正定期间，他主张利用当地自然优势来发展食用菌、棉花、油料、瓜果等产业。同时，他意识到，正定古建筑集中，交通发达，应该复苏历史遗迹，发展文化旅游。经过艰苦努力，正定县完成了宋代大型寺院隆兴寺的修复工程，耗资3000万元，是当时全国文物系统除了西藏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习近平通过发展旅游来振兴经济的思路体现了他可持续减贫、绿色发展的前瞻性生态理念。虽然在当时这种理念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实践证明，习近平一直秉持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并不断进行创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在建设“生态省”和“绿色浙江”中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理论与“两山”重要思想
1985—2002年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入，其生态文明思想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全面推进。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结合宁德山地多的特点，提出要大力发展林业，将林业资源丰富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体现了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新的认识。1992年，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主持修订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最早提出了“城市生态建设”理论，强调要做好城乡绿化和环境保护工作，“把福州市建设成为清洁、优美、舒适、安静、生态环境基本恢复到良性循环的沿海开放城市”[2]146，综合治理农业、旅游、环境等，并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战略不仅从宏观上为福州未来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表明习近平的城市生态建设理论已开始付诸实践。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习近平在2002年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在实践中加强对陆地生态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福建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这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初步形成。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调往浙江，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到经济发达的浙江任职后，习近平面对的挑战不再是“山高车快”，而是“成长的烦恼”——资源枯竭，电荒、地荒、水荒，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和探索，其生态文明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3]，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两山”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系统剖析了经济与生态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政浙江期间，除了提出“两山”理论之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一些重要思想。2003年，为加快“绿色浙江”建设，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他从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辩证地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有益补充，实质是要实现“生态”与“文明”的有机统一。
（三）在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出绿色发展理念。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5]243-244。持续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严重等问题，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于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6]4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
要遏制住全国地下水污染加剧状况，全面加强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
要治理和修复土壤特别是耕地污染；
要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建设健康、宜居、美丽家园。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治理观。针对我国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现状，习近平强调，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同时强调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系统性原则，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否则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7]507。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出“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生态法治观。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制度和体制不健全问题，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上述梳理表明，从在梁家河村发展沼气、在河北正定创造“中国旅游正定模式”开始，到主政福建时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理念，到主政浙江时提出“两山”重要思想和“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理念，再到在党的十八大后逐步提出“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重要论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体系化、科学化，成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立足已知、研究未知、探索新知，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生态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继承、丰富和拓展，又有许多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重大发展，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脉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规定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8]38-39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而且还给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自然界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9]161，即人的感情、意志、智慧和灵气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有一副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表达的就是这种含义。因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从物质的层面还是精神的层面上讲，都要依赖自然界。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方面，体现了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9]209。另一方面，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9]209，能够正确认识自然和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受动性决定了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规律肆意妄为，必须服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能动性决定了人不是为了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存在而存在着，而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着。受动性和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决定了人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和谐共生。因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重要的是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取得一时一地的发展。如果忽视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就会导致对自然界的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559-560习近平高度认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分析了历史上国内外一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惨痛教训，比如：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由于砍伐树木而导致土地荒芜；
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一带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致使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三江源地区有的县，三十多年前水草丰美，但由于人口超载、过度放牧、开山挖矿等原因，虽然获得过经济超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湖泊锐减、草场退化、沙化加剧、鼠害泛滥，最终牛羊无草可吃。习近平强调，古今中外的这些深刻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以及人类发展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0]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论遵循。
（二）继承和发展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理论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演进历程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从“绿化祖国”的生态理念、确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了较完整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先后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使乡村就像花园一样”“美化全中国”等生态建设号召，并把植树造林工作制度化。这些理念和措施包含着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为林业建设和生态改善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还积极主张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在农村地区开发应用沼气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改善了当时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虽然还只是落实于具体的项目层面，尚未形成独立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但其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凸显，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水灾旱灾频繁，生物物种多样性下降。为尽快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把经济发展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统一起来；
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一系列涉及大气、水、土地、海洋、森林等环境保护的单行法规。这些理念与实践使我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开拓阶段，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得以形成的生长点。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同时，十分重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为在新世纪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这些重大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最为精辟。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易传》称天、地、人为“三才”，将天人协调视为理想境界。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2]176，表达了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196，这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诠释和增益。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主张自然界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人应该尊重自然，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道家还主张“自然无为”“寡欲节用”，按照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采取适应行为，摒弃种种滥用资源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向来主张“无情有性”“众生平等”，认为人与自然界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佛家还提出“大慈大悲、利益一切”的生态实践观，既要救其死，又要护其生，这种“放生”的慈悲精神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这些蕴含深刻生态智慧的传统文化，具有跨越时代的历史价值，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伦理道德和方法论层面的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生态智慧，并结合当今社会实践进行了许多新的阐释。借鉴庄子生态哲学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智慧，习近平提出了“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观点[11]，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旨趣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依靠谁”“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刻回答，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民为本和关怀人类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将自然界称为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9]161。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物质资料和精神食粮，人类就无法实现自身的创造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分别就延安削山造城、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麓西安段违规建别墅、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里矿区破坏性开采、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等事件作出多次批示。他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之所以要盯住生态环境问题不放，是因为如果不抓紧、不紧抓，任凭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断产生，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5]165“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1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6]4，不仅为人们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活环境，而且有利于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环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需要，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在2015年1月考察云南时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15]
就如何获得良好生态环境、为老百姓提供最公平的民生产品，习近平进行了全方位思考与谋划，2018年5月，他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要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16]。
（二）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1年10月，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任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17]294地球生命共同体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将生态文明的福祉最大限度地惠及整个地球，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具有鲜明的国际环境正义价值意涵。
首先，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习近平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7]225这给我们的启迪是，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全人类谋可持续发展的福祉。
其次，地球生命共同体是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共同体。习近平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18]世界各国都应倡导和践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最后，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放眼整个世界，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9]“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理念体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必将在实践中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价值旨趣是内在融通、有机统一的，实践基础是源头，理论渊源是根基，价值旨趣规定了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共同诠释着习近平在数十年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勇于创新、善于总结的思想创造力，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修复生态的实践生命力，彰显出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时代爆发力，共同汇合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这三个方面真实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动的实践体系、科学的真理体系、崇高的价值体系，串联起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客观规律、生态文明真理发展的一般规律、生态文明进步的共同规律。坚持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们必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新境界。
[1] 熊玠．习近平时代[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2] 习近平．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3．
[3] 胡坚．绿水青山怎样才能变成金山银山——对浙江十年探索与实践的样本分析[N]．浙江日报，2015-08-10(02)．
[4]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4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2)．
[1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12] 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13] 孟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14] 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 25(01)．
[15] 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22(02)．
[16]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l．
[17]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8]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02)．
[19]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02)．
Practice foundation, theoretical origi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NG Jian，WANG Jiao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and practic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a’s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eco-culture. It has a solid practice foundation,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distinct value orientation. Comprehending the three properties and their inherent connection will great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ore essence, spiritual essence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Xi Jinping Thought,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political, theoretical, and affective identification with i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actice foundation; theoretical origin; value orientation
G122
A
1009–2013(2023)01–0001–06
10.13331/j.cnki.jhau(ss).2023.01.001
2022－09－28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20VSZ020）
王健（1968—），男，苗族，湖南城步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曾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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